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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承民:今年美国选举中的底层民众
发表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 由 舟巷
一个月前希拉莉·克林顿在纽约市一个筹款餐会上奚落川普的支持者,说“川普半数支持者可归类到我称之为‘一箩筐可悲的人’”,还说“(他们都是些)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恐惧同性恋者、排外者、害怕穆斯林者,如此种种。”这同四年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称“百分之四十七的美国人总会支持奥巴马,因为他们要靠政府救济过活” 一样,犯了政治人物的大忌:去攻击对手的支持者。
然而,如果将“半数”和 “百分之四十七” 改成 “一部分”,这样的言词就绝不是侮辱,也不是偏见,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川普和奥巴马(现在是克林顿)的核心支持者符合这样的描述。而且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阵营,互相攻击,势不两立,但他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奥巴马和克林顿的这些支持者以低层黑人为主,也有一些西裔和其他裔族。川普这些支持者则以低层白人为主。他们大多教育程度低下,不少失业在家拿政府救济,不少失业在家拿政府救济,即使有工作也觉得生活大不如前,他们都对社会现状极端不满。但是他们很少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怪罪于社会和他人。这些黑人认为他们一切不幸都源于种族歧视。高失业率,贫困,进监狱,被判刑等等都是因为种族歧视所致。西裔则认为反对非法移民就是歧视打击他们。他们认为应当得到更多的政府免费帮助。这些白人则认为他们才是受害者,工作被移民抢走了,好处都被黑人和其他少数裔族优先拿走了,原本白人一统天下不见了,看到不同肤色的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不同性取向的人,就浑身不舒服。他们还都认为外国人抢走了他们的饭碗。
他们中很多人的各种恶习:吸毒嗑药、性放荡、相信暴力和没有责任感,同贫困、愚昧、无助感和仇恨心理互为因果。他们中很多家庭破碎,黑人孩子中百分之七十是从破碎家庭出身的,而被称为“白垃圾” 低层白人中,也有超过百分之三十的孩子出身在破碎家庭。他们往往破罐子破摔,许多人吸毒和滥用药物成瘾。黑人吸毒贩毒较多,白人则更多滥用药物,并由此犯罪。他们中一些人以单身母亲,假冒残疾等来获得和骗取政府更多的救济。多年前我的一个学生(白人)说他的姐姐和她周围的一些人整天想着如何从政府拿钱骗钱。他们中许多人不仅因为文化程度低,难以胜任许多工作,而且缺乏基本工作责任心,不能守时,不能听从指令,不能坚持在一个工作岗位上。据报道在一些城市和乡村的贫困地区,有些公司竟然找不到人长期做一个并不复杂的工作,譬如一个13美元一小时的看管仓库的工作。
那些需要他们选票的政治家,坚持极端政治理念的活动家,信奉“政治正确”的媒体对这些低层的民众,不去指出他们贫困的症结所在,不去指出美国社会充满着机会,他们需要的是改变自己,去适应全球化、自动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而是夸大社会所设置的障碍,使得他们更觉得整个社会在同自己作对,在歧视自己。
这使我想起中共暴动起家和暴力土改中最为积极的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流民蛮徒,共产党文革前十几年的阶级斗争仇恨教育,培育了文革初期疯狂残酷地打人斗人的红卫兵。当然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两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的政治家和媒体还远不到这程度,美国的媒体也许会选择性报道,但绝不会无中生有地造谣,这里也没有防火墙和网管来封锁消息,禁止言论。政治家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说谎,鼓动仇恨(川普某些言论例外)。但是不负责任地迎合和鼓动不满和怨恨已经造成恶果,它不仅不能帮助低层民众,只会加深社会矛盾,最终受害最深的还是底层民众。
经济全球化和生产自动化使得美国大大减少了制造业和矿业的工作机会,低层民众中愿意踏踏实实地工作养家糊口的人也难以找到以前不需要多少文化但收入不低的工作。这一部分原本淳朴、勤劳、与世无争的底层民众也看不到希望,但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们周围的亲戚朋友邻居又大多都是同一裔族,有相同的文化、习惯和经历,不能看清变化的世界和自身的不足。
对于社会发展造成就业市场的这些变化,第一个被政治家拿来当替罪羊的就是外国不平等竞争。克林顿一年多前还形容“泛太平洋贸易条约”有“金子般的标准”,现在转而指责条约对美国劳工不利,尽管她私底下对华尔街人士说她主张开放边界,自由贸易。川普也抛开共和党支持全球自由贸易的传统,极力反对这一条约,尽管他自己的企业也雇用外国劳工,进口外国便宜产品。而事实是关闭自守只会伤害美国经济,导致物价上涨,尤其是低端商品的价格上涨,最受害的还是最底层民众。
可以辩论是否应该给予非法移民合法身份,但这不是绝大多数失业者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可以讨论如何降低高等教育的费用,但这不是绝大多数不能上大学或完不成学业的原因;可以探讨如何减少警民冲突中的伤亡,但这不是绝大多数黑人青年被杀的原因;可以分析怎样的最低工资最为合理,但这不是绝大多数穷人贫穷的原因。然而政治家却往往为了选票,为了激起自己一方的底层民众投票热情,迎合他们的心理,过度承诺难以实现的目标计划,不顾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利益。
帮助底层民众,首先要停止迎合他们怨恨社会怨恨他人的心理,要告诉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为他们的各种陋习寻找借口。其次要打击犯罪,让守法百姓有一个安全的环境,而不是提倡吸毒合法化,容忍轻度犯罪,使警察害怕被指责“歧视”而不敢执法。再则要有鼓励他们工作的政策,比如增加和扩大低收入税返回(low income tax credit),扩大到所有低收入者,而不是只对有小孩者,数额可以高于所缴税额。适当提高最低工资,但我不主张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因为这会减少就业机会。然后要改变当今鼓励生育和单亲家庭的救济政策,可以对找到低收入工作的人继续发放食品卷。最后,真正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这包括联邦和州政府保证贫困地区的教育经费不低于平均,延长学时,严格学生纪律,让愿意学习的学生能够学习,而不是近来司法部教育部所主张的减少纪律处罚。
每次大选候选人都会去迎合和利用底层民众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怨天尤人的情绪,但今年格外严重。要让政治家有所改变, 改变所有迎合极端思潮的行为,最终得靠更多的公民认清事实,并发出声音,去参与政治,不仅是全国总统大选,还包括初选,从参众议员到下面州和地区的选举。另一个可以改变侯选人迎合极端思潮和鼓励第三者参选,是改变现在的选举方法,让选民填写第二,第三选择,当最低得票者除名后,他(她)的选票自动转给下一个被选择的候选人。这样的选举更为公正,因为选民可以将最认可的侯选人放在第一位,而不用担心会间接帮助最不喜欢的候选人,这样候选人就会更加关心中间部分的选民的诉求,而且这不会增加多少选举费用。